亲爱的，幸福就好

我看的kindle版本，封面是这样的~~~

妈妈和儿子，也是前世的情人吗？

在银行排队与做头发的过程中看完了龙应台与长子安德烈合著的书信体集子《亲爱的安德烈》。能在那样嘈杂的环境中没受打扰地读完一本小书，显而易见，整个阅读过程是愉悦的。在这个时间点上读了这本书，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欢喜，但是其实，不早也不晚。太早，我或许不能完全读懂或许压根儿就没有心绪坐下来读一本如今看来对现实的考证和找工作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的书籍；太晚，或许我已圆滑世故到不再相信……

所以，我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一本合适的书，如同在合适的时间遇到了合适的人，多了一种无需赘言的默契和领悟。

在这本书中，安德烈扮演了一个与我同年出生的孩子角色；龙应台，他的妈妈，扮演了一位舐犊情深且博学多识的家长角色。微妙的是，在公元2014年10月9日的下午，整个帝都都笼罩在一汪浓浓的雾霾中，我读到《亲爱的安德烈》时，我既是人子亦已是人母，我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畅快淋漓的角色体验：在两种身份与两种心境中来回穿梭，一会儿扮演着孩子，一会儿扮演着家长，我在他们的相互争执与相互体谅中能够角色互换地得以反思和深省。《亲爱的安德烈》让我回想起自己18岁时与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那些反叛，那些不屑，那些自以为是的封闭……更让我意识到将来的自己，要如何与18岁的女儿相处，是倾听还是说教，是学习还是评判……当她对我所认真的东西表示不屑时，我会心酸难过还是试图去理解她的价值体系？当她向我的家长威权发出挑战时，我会被激怒吗？我要如何应对……

一个刚刚迈进成人世界的欧洲青年，他在德国出生并在德国长大，说着流利的德语，享受着欧洲成熟的现代文化文明与政治文明；一位土生土长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亚洲母亲，在苦难中出生，在贫穷中成长，以汉语为母语向世界进行自我表达。

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将近30年的时间差距，还有语言的，思维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的和价值观的差异。即便这样，他们依然顺畅友好真诚彼此尊敬地沟通了，看着就让人羡慕。18年后的我，真的有勇气、胆识和智慧来与自己的女儿做这样的沟通吗？我一点自信也没有。这种缺乏自信，不仅仅因为沟通本身，还有他们谈论的那些话题，他们讨论的那些意义，那些恒大却真实存在真实困扰着每一个人的普世意义的命题，比如谁的国家，道德的定义，生命的寻根，城市文化，民主与自由，悲悯与同情，生命与衰老与死亡……

每读一篇，我在反思之余总不免感叹：安德烈的起点实在是太高了，我辈无可企及。同样在18岁的年纪，我们还是懵懂地只知道应付应试考试的井底之蛙时，他已经用脚丈量了大半个地球并且思考贫穷与文化与政治与商业剥削的关系并且尽可能地去做一些“有道德”的事情；21岁的年纪，我们还沉浸在大学实用主义至上的“考证”和对未来荒芜虚幻地想象中，他已经义无反顾地走到香港大学生的游戏队伍中，只为了争取一点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民主自由……

人生确实是有“起跑线”的，安德烈们早在起跑线上就已经远远地甩出我们N条街了——不是，街的单位显然已太小——总之，他们18岁上的年纪就开始思考关注纠结和明白的那些事情，我直到28岁以后才或有或无地开始接触或者被刺痛或者思考。这种差距是无法弥补的，是与生俱来的“不公平”，可人生哪里有公平可言？庆幸的是，至少我在28岁上的年纪开始接触了，还可以一点点地活得更明白些更自主些。那还有很多到死都不会“够到”的人群呢？其实也无所谓啦，好在人生是最最世俗的东西，幸福不幸福，往往和那些自以为是的“恒大”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我只愿你，幸福就好！

然后，我换了个角度，来思考作为母亲，我要如何与女儿沟通？如何为她提供尽量高一点儿的“起跑线”？《亲爱的安德烈》里，很多话可以直接搬过来说给她听的：

“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将来你回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拥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这是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正确树立。

“我们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而言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地，很重大，很痛”。这是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生命体怀有同情心与悲悯心的心理基础。

“所谓父母，就是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却不敢声张的人。”父母，从理论上讲，既不是孩子的负担和义务，也不是孩子需要永远顺服的权威，所谓的“养儿防老”、“承欢膝下”的古语对子女都是一种道德的绑架。依鄙之见，父母就是给了孩子生命然后与孩子截然不同的另外的个体。我们相爱，更重要的是，我们终将渐行渐远，路，走过千山万水，终将是孤独一人的。

所以，我爱你，然后保重。